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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过去的事情 --文革

202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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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萌发出退休后写点回忆录的想法 ,大约距今10余年了 。那时我和三两好友聚会时谈起此事  ,他们纷纷表示支持并愿意拜读。其中有位王总——王立刚是我的铁友(铁哥们朋友)  ,他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牌大学生 ,文笔相当“硬棒”,我俩说好我写完初稿 ,他帮我“润笔”,条件是请他喝几次酒   ,我立马欣然答应。
       文化大革命,对现在四五十岁及以下的人都是很陌生的 ,若有的印象仅仅是听说或看到文字的表述而已 。1966年我11岁 ,姐姐15岁   ,自小的经历让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比同龄人早熟很多 。
       在当时的西安市第一女子中学上初中的姐姐,较早就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到文革运动当中  。我依稀记得她那时特忙,到处刷标语 、贴大字报,早出晚归 。我家住在交二局吉祥村西南角的家属楼里     ,离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很近的吉祥村东路口在文革时是个运动集聚区 。路南是军工一零零一厂 ,路北是陕西省委党校 ;一边是“工总司”(西安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分据点 ,一边是“工联”(西安市工人造反联合会)的聚集地 。双方都在大门口和高楼上安装了多个高音喇叭    ,不分日夜地播放指责对方的文章和穿插当时的革命歌曲,两边单位内外围墙上都贴满了各种大字报。我和同院子的同学感觉很好玩 ,经常去收那些他们发的花花绿绿的传单,之后又“勤劳地”转发给过路人,这样的日子过了好一段呢 。不久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家里也分成了“两派”,我和姆妈是“工总司”派的 ,姐姐和养父是“工联”派的 ,经常在家里二比二辩论得面红耳赤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都说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卫者,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笑。
       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那时的人们对毛主席打心眼里都是非常敬仰且崇拜 。记得文革期间姐姐和同学 “串联”去到北京  ,不知是安排在第几次受毛主席接见(主席一共8次接见游行通过的红卫兵),回来后激动地讲给家人听  。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全家的热情似乎也被点燃了   ,尽管天安门很高 ,领袖很远她也看不太清楚 ,但全家仍然高兴得几乎一夜未睡觉 !
       不久后,二局的文革也开始了。养父是时任局长点名从西南铁路局到交二局创建时来西安的 ,郑局长打倒后他也被批斗关进了“牛棚”(集中所谓牛鬼蛇神的地方) ,罪名是当之无愧彻头彻尾的“保皇派”   。不久姆妈也被“家属造反委员会”批斗进了“牛棚”  ,因为是地主的女儿等罪名。好在都关了没几个月就允许回家了(被批斗的人实在太多了) ,但上班时间必须去指定地点写交待材料 ,不许自由活动      ,下班后可以回家 。批斗时他们受到不算多的体罚 ,但回来后都相互鼓励“要相信党和毛主席” ,要挺过去(有的人挺不过去就自杀了)。而那时当上“红卫兵”造反派一小头头的姐姐,一度还提出要和父母划清界限 ,自己出去闹革命呢  。
       后来 ,养父被“革委会”进行了处理      ,工资连降了好几级(文革结束后给平反也补发了),姆妈也不用每天去反省了  ,但家里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一是四五口人仅靠养父几十元工资养活 ,根本不够 ,二是因为他们多年养成的饮食习惯    ,经常要吃大米和油水很多的菜      。整个文革期间人民生活真的很苦,每人每月四两油半斤肉  ,小孩粮食比成人还要少些,主食包谷面占到四至六成 。父母都是南方人 ,只能拿很少的白面去换大米 ,1斤换8两  ,还要贴些钱给农民(郭达演的小品“换大米”的确是真事)  ,生活很是艰辛 。养父很开朗,当从“牛棚”回来还照样喝白干二两;他抽烟喝酒几十年 ,直到89岁去世,据说烟龄酒龄都在70年以上。
       生活所迫,姆妈在家委会找了个“拉渣子”(院子里生活垃圾)的临时工的活  ,每月30元钱,每天要将院子(现在叫南院   ,东西南北四座楼)内的道路清扫干净      ,再把渣子用架子车拉到北山门口路边的渣场倒掉 ,每天要装运两到三车。姆妈每天五六点钟起床,先扫地约两三个钟头    ,之后装渣子车(她把之前的架子车加高约30公分 ,这样每天需跑一二趟就完了)在早晚时去倒掉。那时我已经十多岁上初中了    ,多一半不上学或放学时间我都要去帮姆妈推车  ,从吉祥村到北山门单程约四五公里 ,要一个多小时 。有时姆妈身体不适  ,我就得替她去扫地和拉渣子。累点儿倒没什么 ,但院子里和公路上也都有不少认识的同学 ,他们惊讶的眼光投到我身上 ,直射到我心里   !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真是有苦说不得也说不出呀!说什么劳动最光荣,不论何时,你在同等人中如干着最苦力的活(在单位中突出表现者除外) ,几乎所有人射来的都是鄙视的眼光  !我到二三年级上学时还穿着姐姐穿小了的花裤子  ,更是受到同学们的嘲笑 。
       1968年姐姐不到17岁  ,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  ,姐姐没和父母商量就去报了名 。当时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省革委会副主任方升普(将军)用废旧的电影胶片,亲手给《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编制了个镜框 ,说是要送给西安市主动报名上山下乡且年龄最小的女学生。当时的“市革委会”经过挑选  ,决定送给顾玲渝同学  。那时西安市还召开了几万人的上山下乡誓师大会   ,在会上隆重地给姐姐赠送了这个镜框  。姐姐拿回来后激动不已   ,热泪盈眶 ,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一辈子新时代的农民 !
       姐姐下乡的地方是陇县曹家湾公社曹家湾大队,在一个半山腰上 ,当时不通汽车 ,架子车上坡都很费劲。她们女子中学七八个学生插队到那里 ,队上给了两三间房子 ,集体出工,但要自己做饭   。我初中在46中学 ,文革期间经常放假  ,很少上课   ,除了帮姆妈干活外,每年都到姐姐下乡的地方去玩两三次   ,每次一两周,所以对她们的艰苦生活还算了解。我那时十三四岁 ,一个人坐多半天慢速火车先到宝鸡 ,再到汽车站蹲一宿,早上排队买去陇县一天仅一两班的车票  ,颠簸五六个小时后下车再倒车到公社所在地,急想见到姐姐也顾不得路途奔波辛苦。开始时姐姐每次都去接我,后来路熟了(公社到半山腰的大队要走两三小时山路)就自己走去了 。我每次去,姐姐特高兴     ,也常常给我烤些玉米饼或玉米棒     ,现在回忆起来,那滋味真是很甜很香的呀! 
       姐姐她们都是女孩子 ,干活没多少力气 ,男工一天10分工 ,她们才6分工   ,好像只值几分钱。姐姐身体算好的 ,干活也非常卖力,一年下来挣了十几块钱 ,吃了一年饭 ,还也分了几十斤粮(她有时回家时背了些玉米和白面  ,家人都很高兴)     。有些知青身体不好  ,不能坚持出工   ,那叫一个惨字 ,干了一年还欠了队上一些钱!知青们做饭也是粗粮的时候多,多数时间没菜吃还不说 ,连可持续烧的柴火都没有,常常在收工的路上每人捡几根回来  。有时柴火捡不到了   ,也有时没粮没菜吃了,大家就抱头痛哭 。当时农民们很苦  ,但知青们更苦!家里有背景的部分知青,就调回去或回去后便赖着不回了 ,没有的就只好在农村煎熬着 !
       她们知青组都是女孩,村上男青年打主意的不少   。处于生活所迫,一半女孩都在当地嫁人了,姐姐也嫁给了一个在军马场养马的男人   ,因他哥成天软磨硬泡还常常送吃的来。他家弟兄四个   ,在村上还算富足的,当时她想至少今后有饭吃 ,冬天有柴烧炕 。那时谁能想到之后会有知青回城的政策  ,更有谁能想到会有今天小康生活的日子 ?那个姐夫身材瘦小  ,论貌相根本配不上我姐姐,父母出于自己和姑娘生活所迫 ,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好笑的是我家院子的邻居和朋友听说丫头出嫁了,纷纷送礼 ,送的礼基本上都是小的一二元 、大的十来元的毛主席石膏像,百十个石膏像居然摆满了一床  ,无处放也不敢乱放 ,问革委会的人说  ,自己要慎重解决!只好半夜全家一起悄悄地处理了       。
       婚后的日子也不好过  ,农民就是农民  ,结婚没多久他家里人也包括在关山牧场不常回来的那个男人  ,要求姐姐像当地妇女一样“婆道尊严”“夫道尊严”    ,伺候公婆不说还吆三道四 ,讲究挺多 。姐姐基本上是在城市长大        ,哪能接受他家这一套,和公婆相处时常有大小摩擦  。在结婚年把时间(没有小孩)后的一个晚上,家里门敲得很响  ,我开门一看是姐姐  ,她见到姆妈“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离婚了 !”父母连我在内先是一惊  ,后是大喜:“好呀好呀 !原来那家人想你离了我家过不下去  ,但他们想错了!”从那时起她就没回去过   ,尽管那边不停来人讲和  ,全家都一致决定,不回去了 !后来交二局去陇县招工,养父打了招呼,姐姐招到二局华县筑路机械厂当工人了。几年后 ,她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前半段是在我工作之前,1971-1976年是工作之后 。说它是浩劫也行,灾难也罢    ,当时次序是很混乱的 ,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和文革前也含自然灾害时的日子不相上下 。但当时人们对领袖的忠诚  ,应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偶尔看朝鲜人民对领袖的热爱 ,那时的中国人民一点都不差。即使我家这种受到批斗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少 ,从内心深处仍然一片赤诚,热爱毛主席  ,这些情感不是强迫的,也不是装出来的 。直到后来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人们才重新审时度势了 。在动荡的67年到70年 ,我和同学几乎在初中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就算中学毕业了  。1971年3月底 ,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三线学生连,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工作生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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